【外遇调查】跟踪偷拍的证据有用吗

 新闻资讯     |      2019-11-22 09:02
  一、理解和使用新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以严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令或者严重违反公共秩序和良好习惯的方式形成或者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与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同意擅自录制谈话信息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第68条相比,本规定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擅自录制音像资料不再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已经认识到[1]在起草《证据规则》(RulesofEvidence)的过程中,“采用这种非法证据标准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经过实践和理论上的进一步研究,许多人认为未经对方同意录制视频数据是非常复杂的。实际上,一方同意另一方记录对话的情况非常罕见。”根据这一答复,法官不能保护权利人,即使他们相信证据内容的真实性。因此,这些证据材料应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处理。因此,《证据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审查证据合法性的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仍有法院适用《官方答复》的规定,排除秘密记录的证据[2]作者认为,司法判决中出现差异的原因在于《证据规则》给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来判断私人录音是否侵犯了他人的隐私。《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将“严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作为审查标准之一,有效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了滥用官方答复

         
 
  第二,只有通过证据收集方法或手段形成的达到“严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程度的证据才会被排除在外尽管《证据规则》中确立的“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审查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所有私录证据不得使用”的现状,但当事人在维权过程中取得的证据是否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界限仍然相对模糊。尤其是在婚姻案件中,配偶的知情权和隐私权之间存在冲突。如何界定追踪偷拍证据的合法性已成为一个司法问题。《解释》中确立的新标准不仅有效地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且要求“被害人”证明获取证据的方法或手段“严重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正如司法解释起草人肖峰法官所说,“这种偷拍对当事人身体无害,只有精神损害等无形损害,但无形损害难以证明[3]“因此,很难排除使用偷拍的摄像机证据
 
  第三,增加了“严重违反公共秩序和良好习惯”的证据标准。当事人收集证据除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外,还可能与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相冲突。法律不可能穷尽所有被禁止的取证行为。“公共秩序和良好习惯”原则可以作为一个总括条款来限制某些不违反法律禁令、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但影响很坏的取证行为。
 
  二。跟踪和窃取证据合法性审查要点
 
  根据《解释》第106条规定的适用简易性,提交人认为有必要首先判断形成证据的方法或手段是否为法律所禁止,然后判断其是否严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最后判断其是否严重违反公共秩序和良好习惯。然后作者对跟踪偷拍相机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
 
  (一)委托深圳侦探事务所取证不一定影响证据的合法性
 
  在离婚案件中,一方怀疑另一方有外遇,委托其亲属或私人侦探跟踪或秘密拍摄另一方。法律不禁止当事人委托亲友偷拍获取证据,证据的合法性不受证据收集主体身份的影响。唯一有争议的问题是法律是否禁止当事人委托私人侦探取证。原因是公安部1993年发布的《公安部关于禁止设立私人侦探事务所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下令禁止私人侦探业务。

          
 
  对此,唐魏健教授认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商标局已经调整了商标分类和注册的范围,将“侦查公司”纳入了新的“商品和服务商标注册杰出形式”显然,虽然审批程序相对严格,但毫无疑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经将其合法化。私人侦探收集的证据应该依法进行判断。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具体证据应当作为非法收集的证据排除,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相反,如果私人侦探收集证据的行为本身是合法的,它不会被排除在外,因为它的收集主体是私人侦探,而不是当事人或有关当事人[4]
 
  我同意这种观点,毕竟“通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并不禁止这种类型的证据主体,而且这种类型的组织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经使之合法化,迄今为止,这种类型的公司已经获得了[侦探公司的商标5]因此,仅仅通过证据收集主体的身份来否认追踪坦白证据的有效性是不够的。
 
  在2015年实施《解释》之前,有人认为应区分法律授权主体、法律知情权主体和隐私侵犯主体,而调查他人隐私的未经授权主体应被视为侵权行为,所获得的证据应排除在[6]提交人认为,即使在《解释》实施后,当事人委托亲友或私家侦探偷拍照片有侵犯隐私的嫌疑,也不能得出仅仅基于当事人身份而获取证据的行为严重侵犯了他人隐私的结论。这一取证行为是否构成严重侵权,仍需根据其取证手段、期限和造成的实际损害进行综合判断。
 
  (2)使用窃听或拍照专用设备获得的视听材料是非法证据
 
  中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非法使用特殊设备窃听或者拍照,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国家安全法》第21条规定:“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取照片和其他特殊间谍设备。”“由此可见,窃听和拍照的特殊设备是我们法律所禁止的工具。非法使用这种工具是犯罪,使用这种工具录制的视听材料当然是无效的。
 
  什么是窃听和拍照的特殊设备?《关于禁止非法生产、销售窃听专用设备和“伪基站”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窃听专用设备,是指伪装或者隐瞒使用的设备,公安机关依法进行技术检查后做出结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具有无线收发语音信号功能的收发设备;(2)微型语音信号拾取或记录设备;(3)能够获取无线通信信息的电子接收设备;(四)利用搭接、感应等手段获取通信线路信息设备;(五)利用固体传声、光纤、微波、激光、红外等技术获取语音信息的设备;(6)能够远程控制语音接收设备或电子设备中的语音接收功能以获取相关语音信息而无明显提示的设备(包括软件);(七)其他具有窃听功能的设备第四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盗窃照片专用设备,是指具有无线发射功能的照相、摄像设备,伪装或者隐匿使用,并经公安机关依法技术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并已得出结论的:(二)微型针孔摄像机及使用该摄像机的摄像设备;(3)取消用于回放显示的普通取景器、微型照相机和摄像机;(四)利用搭接、感应等手段获取图像信息的设备;(五)能够远程控制摄影设备或电子设备中的摄影功能,无需明显提示即可获取相关图像信息的设备(包括软件);(六)其他具有窃取照片功能的设备“
 
  可以看出,该法规将几乎所有常用的隐形和遥控跟踪和拍摄工具都纳入窃听和拍摄这一特殊类别。因此,在离婚诉讼中,律师应善于从音像资料录制的地点、时间和画面判断对方是否使用间谍设备,并要求对方提供音像资料的原始载体和录制工具,申请鉴定。
 
  (三)通过长期跟踪他人获得的视听材料是非法证据
 
  婚外情的保密性决定了追踪成为获取婚外情证据的必要辅助手段。我们曾参与过婚姻案件,我们知道如果无辜的一方不知道另一方的下落,大多数婚外情就无法获得
 
  相反,如果你实时知道对方的下落,很容易获得证据。不幸的是,据我所知,简单地长期跟踪他人也可能被怀疑非法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
 
  在"胡某等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一案中,胡某等人于2012年10月初被雇用秘密拍摄广东省一个市政当局的领导人长达两个月,并被判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该案件被记录为“刑事审判参考”第1009号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刑事审判庭范东明法官认为,日常行动轨迹和活动场所等信息,涉及公民的隐私和生活习惯,如家庭住址、单位地址和经常光顾的场所,具有个人特异性,能够反映公民的一些个人特征。此外,信息内容关系到公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安全。信息的泄露会使公民完全不安全,并严重影响其日常生活。因此,本案中受害者的下落属于受《[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
 
  随后,在2013年“鲁智深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中,鲁智深于2013年3月被赵军雇佣跟踪赵军的丈夫,并对其进行秘密拍照。上虞市人民以非法获取市民[个人信息罪判处鲁智深8000元根据庭审结果,卢某在案件中只跟踪了偷拍镜头,甚至没有非法使用特殊设备进行窃听和拍照。
 
  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过长期后续行动收集证据很可能严重侵犯他人隐私,并被怀疑犯有刑事罪。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证据可能被视为无效。
 
  (4)在公共场所秘密拍摄的视听材料原则上是法律证据
 
  根据公共场所不侵犯隐私的原则,在公共场所秘密拍摄的音像资料不侵犯他人隐私,原则上是法律证据。但是,如果有证据表明偷拍相机中使用的工具属于窃听和拍照的专用设备,或者该相机通过全球定位系统定位和其他手段进行跟踪,则该证据无效,因为其手段为刑法所禁止。
 
  (五)私人空间盗窃证据的合法性审查
 
  由于《禁止非法生产和销售窃听和窃取照片专用设备条例》和“伪基站”设备被列为窃听和窃取照片的专用设备,因此在实践中几乎不可能在他人住宅或自己住宅安装合法相机进行偷拍因此,如果此类证据出现在离婚案件中,合法性审查应从拍摄工具开始。
 
  其次,审查当事方是否对该空间拥有控制权。丈夫和妻子控制着他们的共同住所。如果其中一人带着他的爱人回家,被他的配偶偷拍,证据不侵犯隐私,属于法律证据。在夫妻关系破裂的分居期间,一方配偶去另一方租来的房子为婚外情取证,这是很有争议的。2015年10月15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对丈夫闯入妻子出租屋实施逮捕并强奸的案件作出刑事判决,判处该男子非法侵入[9号住宅罪从案件的判决结果可以看出,在夫妻分居期间,双方对自己的住所拥有独立和专属的控制权,未经授权的拍摄也将侵犯隐私。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的视听材料也不一定是无效的证据。这是因为取证方享有配偶的知情权,偶尔偷拍不会严重影响他人的生活安宁。同样,在丈夫和妻子以外的第三人家中拍摄的视听材料也是如此。
 
  最后,对于在他人独立控制的空间秘密拍摄的视听材料,应从拍摄次数、时长和实际损害后果来判断其是否严重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6)审查取证是否严重违反公共秩序和良好习惯
 
  “严重违反公共秩序和良好习惯”是《解释》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殴打条款目前,笔者尚未发现此类案件,但可以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告[10号》公布的北大方正集团公司与北京红楼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版权纠纷案,分析这一原则在跟踪离婚案件中对坦白证据审查中的应用针对原告的“陷阱取证”,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认为:“由于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具有隐蔽性强、调查取证难度大的特点,被侵权人通过公证取证的目的并不违法,其行为也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利于解决此类案件取证难的问题,遏制和遏制侵权行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因此,公证证据的收集方法应被认为是合法有效的,所获得的证据也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据此,适用公共秩序和良好习惯原则实际上是法院在审查和追踪坦白证据时全面考虑向社会传播这种证据收集方法的价值取向。在公众看来,如果严重违反道德习惯的取证行为被法律认可,就会导致整个社会模仿这种行为,从而损害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使每个公众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例如,在离婚案件中,如果一方唆使另一方与配偶发生性关系,以证明另一方有过错,那么就可以获得婚外情的证据。这种通过“性交”的方式收集证据,无疑是对公共秩序和良好习俗的严重侵犯。
 
  结论
 
  解释中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予配偶更大的优先权,以平衡他们的知情权和隐私权之间的冲突然而,在涉及配偶知情权的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对配偶知情权的保护没有得到充分考虑。特别是,纯跟踪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无疑不利于配偶的权利保护,并在一定程度上纵容婚外情。事实上,保护配偶了解其财产的权利在各地区取得了很大进展,并建立了配偶个人查房制度。同样,丈夫和妻子有忠诚的义务,这导致了对性的知情权。在一方配偶为维护权利而进行的婚外情调查中,被调查配偶的隐私应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审查和跟踪坦白证据的合法性时,法院不应轻易否认证据的有效性,除非取证方采取法律明确禁止的手段或方法。